此后，学术界围绕如何界定行政执法的内涵与外延所形成的观点呈现广谱的样态：从最广义的指代行政到最狭义的仅指单方行政行为，跨度极大。
这样的法律制度的走向，形成了必须综合考虑政策目标，集中相应地方各种层面需求的法律制度特征。该法律原来的内容只是规定了城市规划的公示查阅制度，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这些规定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国城市化高度发展，如何建设具有现代城市治理能力的法律制度，也面临同样的课题。（2）相应的规制制度，即建筑规制或区划制度，所采用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确保城市的安全、消防、卫生、美观，消极性、警察性规制，以及与之前一样在相邻关系的延长线上的各项制度。这种学术认识已成为其基本观念且一直延续至今。城市规划制度，是国家建立并以此对土地开发设置的限制或禁止。[29]在原田的研究中，尤其强调近代法规制的对象是（平面）土地，现代都市法规制的是空间的城市，对应于城市化过程的法律的核心也从近代意义的土地法，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都市法。
19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由此引发的城市问题越发复杂，其难以通过上述的消极警察的限制方式予以解决。例如，当今地下水、地表水等不被认为属于土地所有权的内容。1978年《宪法》第25条第6、13项则分别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议，决定任免国务院的个别组成人员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的情况，决定宣布战争状态。
实践中，全国人大的两项高频率常态性职权，即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便包含了监督权的成分。[85]韩大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12页。本次大会也赢得不少赞誉。因此，对宪法的修改也必须采取十分严肃和慎重的态度，必须依照特别的法定程序进行。
这就表明它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居于最高的地位，它行使最高国家权力，一切其他国家机关都不能超越它的职权，也不能同它的权力相等。林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稳定性固然重要，但规则创制上的代际公平也是不可忽视的价值目标，根本大法的与时俱进也概莫能外。[38]此外，还包括《宪法》第62条未明确规定的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该项职权的重新激活，可能还要取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及后续政制安排。从历史、规范、实践三重视角切入，不仅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全国人大的职权特性、对其职权行使现状做出客观评价，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完善方案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有学者指出，会议在民主议决及监督权行使方面给人以面目一新的感觉，不仅批评了政府工作的缺点，而且就国家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政革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将《慈善法》视为基本法律便是一个适例。（一）稳定制度作为行权导向从理论上说，全国人大系列职权所涉决策事项也可以具有开放性。非常态性职权通常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悬置或者闭合状态。
[77]由此可见，以稳定制度为导向的全国人大也足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冷却机制，对不成熟的决策议题进行必要的筛选过滤。相较于可能产生争议的兜底条款，明确的职权条款将例外决策转化为常规决策，不仅为决议顺利通过提供助力，而且也提高了决策的权威性。
[27]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新增了一项共享型职权，即监督宪法实施。主张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其他法律的观点[48]同样与例外决策的定位存在明显张力。
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一兜底条款的定位本身就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因此也经常处于悬置或闭合状态。[96]韩大元，见前注[85]，第10页。具体完善方案如下：首先，对于客观非常态化职权，因悬置和闭合难以避免，无需刻意加以激活。它们与全国人大的会期形成紧密的共振效应甚至共生关系。唯有如此，才能在准确归因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合理方案。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连任人数均达到3次，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连任人数则达到4人之多。
就客观而言，由于其行使所依赖的事实基础不存在或者其所作用的对象处于相对饱和状态，一些职权进入悬置或闭合状态。由此可见，常态性职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权威的重要表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保障。
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利益多元，因此全国人大不能缩小，否则无法充分反映民意。由于其职权作用对象均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至关重要的事务，如果经历频繁的变动调整，势必影响整个国家体制的稳定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有学者指出，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11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彭真文选》（1941—1990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页。
因此，两者并非非此即彼、完全对立的关系。这类职权与全国人大会期具有强关联性，行使频次呈现出规律性的特征，并已形成颇为稳定的行权惯例。[75]因此，全国人大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被授权主体设立之后再对国务院议案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由于现行《宪法》实施后我国长期未发动或被迫卷入战争，且主要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客观上无需激活这一职权。
从维护大会宪法地位的角度出发，倡导者往往主张将大会转型成为常态化决策机关。人大要严格依法办事，既不能失职，也不能越权。
[26]参见《宪法》第67条第3、5、10项。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尽管存在紧密的组织联系、职权分享，但两者也存在不少实质性区别，包括宪法地位、组织规模、成员结构、决策程序等。
[34]监督宪法的实施、[35]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这两项职权紧密联系，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后者。现行《宪法》制定过程中，胡乔木、彭真也都反复强调要协调民主代议与有效议决这两大功能。
[79]该方案尽管有助于提高全国人大的决策效率，但与扩大民主的初衷存在明显的张力。[92]详见谭清值：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的生成史——以全权机关为理论线索，载《人大法律评论》（总第29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80—206页。一些共同的施政目标甚至能够跨越多个届次而得以延续。然而，单纯强调维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超然地位不仅易于对全国人大行权现状做出过于负面的评价，而且往往使改革选项陷入全权机关的迷思。
参见王振民，见前注[81]，第391页。[24]与增强全国人大功能相比，调整全国人大常委会功能并使其弥补大会功能不足成本更小，且更为可行。
[11]从现实出发，彭真认为，为了避免历史重演，必须加强人民民主，要把权力放在九亿人民手里。（一）判定全国人大职权特性的新标准：职权活跃程度已有研究从两个维度归纳全国人大的职权特性。
二是，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57]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2月2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